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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论文

对泉州南音历史源流的几点思考

2017-05-26    来源:    作者:  浏览次数:149

⑧:“近世双20世纪80年代,美国华盛顿大学民族音乐学院搜集世界各洲民间音乐加以比较研究,其结论是:“中国的音乐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音乐,而中国音乐之中,则以南音最为古[1]。”泉州南音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乐种,发源于福建泉州一带,流布在闽、台、港、澳及东南亚华人集居地。南音也称为南管、弦管、南曲,是保存我国古代音乐较丰富,而且较完整的大型乐种。南音曲调飘逸典雅,其有魏晋时期“清商曲”的“古士君子之遗风”。近20年来,泉州南音不仅越来越多地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与关注,在世界范围内,其深厚的、巨大的艺术影响力,也正在逐步扩展。

有关南音历史方面的理论研究,近20年来众多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了它的产生、衍变与发展。其一,从历史文化迁徙的角度,探讨南音的形成与发展[2]。如中原文化的第一次南迁,即永嘉之乱,晋人八族衣冠(知识阶层)南渡对闽南音乐文化产生的影响;中原文化第二次南迁,即五代时期(公元907—960年)中原战乱,大批移民来到福建,不少文人乐工的南下对闽南音乐文化产生的影响;以及宋代(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南宋1127年—1279年)中原文化的两次南移对福建音乐文化产生的影响等等。其二,从音乐形态方面的研究,探讨南音的形成与发展[3]。如通过对南音几件主要乐器琵琶、洞箫、拍板、二弦等遗存的古老形制与演奏方法,追寻其历史发展的轨迹;通过南音唱词内容与形式结构模式的研究以及乐谱谱式、宫调体系特征的研究作历史考察方面的逆向判断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学习南音、认识南音、研究南音做了许多十分有价值的理论上的奠基工作。

  我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的是在研究南音历史的过程中,1999年,笔者对南音上四管•洞管乐队编制中的一件主要乐器———洞箫的关注与深入考察,在以往学者对南音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南音古老音乐文化形成、衍变与发展的文化背景与艺术特征,提出了对南音历史源流考察的一个新的视角与思考。

  对洞箫历史的回顾与社会运用功能以及组合形式的考察[4],对我们思考泉州南音形成、衍变与发展方面的几点新的启示是什么呢?

  (一)以洞箫为乐队主要乐器时期的乐队组合形式,有可能是泉州南音最古老的乐队组合形式。

  洞箫类乐器的历史至少可以推断至距今2500年前的周代。

  洞箫类乐器(竖吹、开管、边音棱音气鸣乐器)最早的称谓是篴。《周礼•春官•笙师》卷24中记载:“(笙师)掌教吹芋、笙、埙、籥、箫、篪、篴、管、春牍、应、雅,以教械乐⑤。’,卷中注曰:“杜子春读篴为荡涤之涤,今时所吹五孔竹篴⑥。”以上论述,可知篴为吹奏乐器,竹制5孔。

  关于篴类乐器的历史衍变,宋陈肠《乐书•乐图论•雅部》(公元1101年)卷122在“篴”的专条中,有清晰的论述:“周官笙师掌教吹籥、箫、篪、篴、管五者,皆出于笙师所教,无非竹音之雅乐也。杜子春谓如今时所吹五孔竹莲。则是谓当读为涤荡之涤,非矣。汉部所用雅笛七窍不知去二(原文为去三)变以全五声之正也。蔡邑曰,形长尺围寸无底,有穴今亡,大抵管笛一去尔。唐制尺八取倍黄钟九寸为律,得其正也(汉丘仲笛以后一穴为商声,晋荀助—原文为荀勉—笛法以后一穴为为商声,晋荀助—原文为荀勉—笛法以后一穴为角,谓于九寸穴上开也)。圣朝太常笛无尺寸,第依编架黄钟为合声,然兼二变而吹之,未尽得先王雅乐之制也⑦。”根据《乐书》对“篴’,的描述,可以探索到历史上周代的篴-汉代的雅笛-唐代的尺八-宋代的太常笛在宫廷雅乐运用中兴亡接续过程。宋以后的文献,已鲜见篴的称谓。

  汉代又有长苗、笛之称。如汉马融《长笛赋》中云笛从羌起。……《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⑨。”西汉京房(公元前77-前37年)所加1孔为后孔,从文献记载看,其形制已经与今传之洞箫基本上一致了。

  有关尺八的丈献记载在中国最早见于《旧唐书•吕才传》:“(魏)徽曰:‘(吕)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太宗(公元627-649年在位)即微才,令直弘文馆⑩。”

  宋陈暘《乐书》卷130又载:“羌笛为五孔,谓之尺八管,或谓之竖篴,或谓之中管,尺八其长数也。”以上论述强调了尺八是以其形制长度特征命名的,实际上当时尺八是与羌笛、尺八管、竖篴、中管并称,属同类乐器的不同形制。

  中国古代把编管边校音乐器称箫,至到元代,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才明确地把编管竖吹边棱音乐器称排箫,把单管竖吹边棱音乐器称箫。

  在《元史•礼乐志》卷71中,出现箫的称谓,其含义已经不是指编管排箫,而是单管竖吹的箫:“宴乐之器,……箫,制如笛,五孔[11]。”同时,在《元史•礼乐志》卷67中,已明确地将边管箫称其为排箫:“云和乐一部,……排箫四,……”卷71:“登歌、排箫各一,……[12]。“《明史•乐志》中亦载:“大宴。……侑食乐:……排箫一……。”“朝贺。……韶乐……排箫四……。”[13]

   洞箫是泉州南音上四管•洞管乐队编制中最古老的一件乐器。音乐考古工作的进展,使我们了解到洞箫的演奏,早在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至魏晋时期(公元220-420年),已在我国西蜀以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上层社会流传,演奏形式除用于乐舞伴奏外,已用于单独演奏、对奏及小型乐队合奏[14]。

其中特别是甘肃嘉峪关魏晋古墓的发掘,更为生动、逼真地描绘出长笛(尺八)与各种乐器组合合乐的生动场面。如:

嘉峪关魏晋1号墓中的宴饮奏乐图(曹魏甘霉二年,公元257年),有2人持长笛与阮咸演奏。

  3号墓中的奏乐图(西晋,公元265-316年),有4人持竖箜篌、琴、琵琶、长笛演奏。

  6号墓中的奏乐图(西晋),有人2持琵琶、长笛演奏,该图长笛形制,十节九目非常清晰,与目前泉州南音所用洞箫外形完全相同[15]。

  另外,在甘肃酒泉丁家闸宴乐行乐图(公元386-439年)中,伎乐一组,所持乐器有筝、琵琶(阮)、长笛、细腰鼓。其中长笛与今传之尺八非常明显地近似[16]。

  隋末唐初(公元7世纪),酒泉西沟墓音乐画像砖中的合乐图,有横笛与长笛,其长笛亦与尺八外形一致[17]。

仅从以上音乐文物的发掘,可以推论洞箫类乐器中的尺八,早在汉代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在我国四川、甘肃、河南、江苏等地的上层社会中传承,特别在四川省境内,传播范围是比较广的,但其文献记载,则见于唐

代。

  通过有关历史资料的综合分析研究,可知汉代,洞箫的演奏大多与琴等乐器相结合;3世纪时开始与传统琵琶类乐器阮咸等相结合;会元3-4世纪以后,开始与外来乐器曲项琵琶等相结合[13][18] ;唐代,公元7世纪以后,又有拍板等乐器加入乐队编制[19];二弦、三弦的加入,最早也是10世纪以后的情况了。[20]

以洞箫为主要乐器的南音乐队组合形式,应是目前传存的南音各种演奏形式中最古远的一种演奏形式。

  (二)五代至宋以来,洞箫是曲子词(宋以后称词调)音乐的一件主要伴奏乐器,五代西蜀曲子词音乐有可能是泉州南音形成之发端。

  这个问题先从泉州南音所供奉的“始祖”孟昶(公元919-965年,字保元,初名仁赞)谈起。孟昶被南音各社团单称为“郎君先师”、“郎君大仙”,绘像供奉,每年农历八月十二日(孟昶的忌日),各社团均有拜祭活动。这位被称为南音“始祖”的孟昶,即后蜀国君(公元934-965年在位),是东川节度使孟知祥的第三子,知祥故去后,孟昶以太子监国即帝位。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降宋,俘送开封,封为秦国公[21]。五代十国时,后蜀处于“天府之国”的四川,物产富饶,依恃山川险固,受战祸较少,社会生活相对安宁,统治者们大多含着苟安心理,寄情声色,从而剪红刻翠的曲子词便大量产生。陆游在《花间集跋》中说:“斯时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填词制曲,成为继晚唐曲子词音乐的社会风尚。孟昶知音律,善填词,喜爱曲子词音乐,当时,蜀地集中了许多文人词客。就连孟昶爱妃“花蕊夫人”(今四川灌县人),亦精于曲子词的填词与演唱,世传《花蕊夫人宫词》100多篇(其中确实可靠者亦有90多首,《全唐诗》中归属于孟昶妃),可见当时“花蕊夫人”在后蜀倡导曲子词音乐大背景下的创作与演唱盛况。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诗体。当这种新的形式刚从民间产生时,并未被文人重视,晚唐时,文人才开始大量填词创作,晚唐五代趋于繁荣,而极盛于宋代。配合曲子词的音乐主要是当时新兴的民间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及外国传入的音乐,同时包含有魏晋南北朝以来传承的清商乐。《旧唐书•音乐志》曰:“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民间流行的俚曲小调,如《渔歌子》、《望江南》等,胡夷之曲,如《苏慕遮》、《菩萨蛮》等。曲子词音乐大多用洞箫等乐器伴唱,如著名宋代词作家姜白石(约1155-1221年前后)就善长洞箫演奏,其诗《过垂虹》曰:“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22]。”宋沈义父《乐府指迷》中曾提到“按箫填谱”的作曲方法,并提到姜白石就是当时一位“按箫填谙”的作曲者。从西北传入的音乐,伴奏乐器以琵琶为主,琵琶有二十八调,音律变化繁多,五七言诗体不容易与它配合,因此,长短句的歌词就应运而生。如【浪淘沙】、【雨霖铃】、【抛毯乐】原来都是七言绝句体,后来却演变为长短句的词调。当时西蜀盛行曲子词,《花间集》(广政三年,公元940年)即为后蜀国君孟昶的卫尉少卿赵崇祚(字宏其)所辑,在1900年敦煌石室藏《云谣集杂曲子》发现之前,《花间集》一直被认为是最早的词选集。该集选录唐末、五代词500首,均为当时蜀地歌伎伶人演唱的曲子词选本。词作者18人,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孙光宪外,大多为蜀中文人,即前蜀、后蜀国君的文学侍从之臣,以及一些曾在蜀地做官的文人。《花间集》中收有温庭筠的词66首。温庭筠是晚唐人,中唐以后文人写词者渐多,温庭筠是其中写词最多的一位,艺术风格也是对后人颇有影响的一位词作家。他精通音律,熟悉词调,上承南朝宫体的诗风,下替花间词人开了道路,在词创作的艺术成就上有突出的贡献。《花间集》的传世,标志着对温庭筠艺术风格的推崇,以及后蜀国君孟昶对词调音乐创作、演唱的追求与倡导。后世南音推崇他为“始祖”,正是折射了泉州南音的形成,与晚唐、五代曲子词及宋代词调音乐极为密切的关系,以及泉州南音与西蜀曲子词文化不可分解的历史渊源。

  (三)“曲”是泉州南音三大类别中最原始、最古远、最珍贵的一个部分。

  泉州南音有“谱”、“指”、“曲”三大类。其中“曲”这一部分,是中国其它乐种均没有的一个独特类别,而且这一部分在艺术上有自身的独立性、完整性以及深厚的传承基础。今人按现行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分类模式来划分它,将其归属为民间歌曲、或说唱音乐、或戏曲清唱等等均不合体,不能涵盖其艺术本质特征。笔者认为泉州南音的“曲”,是沿自晚唐、五代曲子词以及宋以来词调音乐的遗续,是存留至今的中国古代艺术歌曲。虽然在漫长的历史衍变过程中,南音“曲”的创作与演唱,不可能不吸收周边姐妹艺术的精华于自身,唱词语言也因生存环境地域性的变化而变异,但“曲”这一部分的艺术本质与特性,仍然存留有中国古代艺术歌曲特别是词调音乐的文化特征,“曲”无疑是泉州南音艺术类别中最光彩、最具有学术魅力的一个部分。

  结尾

  由研究中国传统洞箫艺术而引发了对泉州南音历史沿革方面的一系列思索,以及对泉州南音文化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其一,悠久的音乐历史,多元的文化特征。

  泉州南音最早有可能源于中国曲子词音乐,距今已有1千多年的历史[23];从各乐社拜孟昶为“始祖”来看,泉州南音的萌生地有可能在西蜀;在泉州南音的三大类别中,“曲”是其中历史最古远、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个部分。

关于泉州南音的乐队组合,洞箫与琵琶是随着南音逐步形成而加入乐队组合的两件重要乐器。这两件乐器的来源文化背景不同,洞箫演奏主要承袭了魏晋清商乐的传统;琵琶演奏主要承袭了隋唐燕乐的传统。晚唐、五代曲子词及宋词调音乐的形成与发展,将这两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不同音乐形态特征的重要乐器组合到南音乐队中来。泉州南音所使用的主要乐器,不仅体现了中国古老音乐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沉积,如先秦时期的洞箫、西汉时期的笛,魏晋时期的曲项琵琶、隋唐时期的拍板、宋代的奚琴与三弦等等;同时,他又是多元文化———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等等的融合,其历史衍变过程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多元性、开放性特征。

  其二,丰富的文化内涵、特殊的音乐形态构架。

  从南音(或与南音乐队组合形式非常密切的品种)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它曾往来游离于佛教乐舞、宫廷燕乐、文人雅集与民间乐种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工尺谱的体系,管门及宫调体系,滚门体系等方面,都展现了南音特殊的音乐形态构架。

  其三,文化交流的使者,人类友谊的桥梁。

  南音不仅在我国福建东南部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广泛流传。作为人类友谊的桥梁对世界音乐文化亦产生了巨大影响。如菲律宾大学“东方古典音乐即开设了南音课程。1983年,英国主办的世界民族音乐歌唱比赛,新加坡“湘灵音乐社”演奏(唱)的南音都得了表演奖。这一迹象,表现了泉州南音走向世界、作为人类友谊桥梁的特殊价值与意义。


[1]白刃:《古乐南音故乡情》,载《人民日报》,1984.3.17文化生活版。

  [2]主要论文有:

  白刃:《古乐南音故乡情》,载《人民日报》,1984.3.17文化生活版。

  孙星群:《福建南音形成年代初探》,载《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工作通讯》,1986年第1期

  [3]主要论文见《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工作通讯》:

  黄翔鹏:《“弦管”题外谈》,184年第1期。

  何昌林:《福建南音源流试探》,1984年第2期。1984年第2期。

  王爱群:《南音工尺谱考释》,1984年第2期。

  鲁松龄:《尺八初探》,1985年第1期。

  蒋咏荷:《敦煌壁画中的隋唐乐器及其组合形式》,1985年第1期。

  王耀华:《福建南曲中的〈兜勒声〉》,1985年第2期。

  吴世忠:《漫话南音工尺谱》,1985年第2期。

  李健正:《论工尺谱源注》,1985年第2期。

  王爱群:《南音七题》,1986年第2期。

  王爱群:《从南音“滚门”之实探其渊源》,1986年第1期。

  [4]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洞箫艺术》,载《音乐研究》2000年第1期,p22—32。

  [5]摘自《十三经注疏》(上)p801,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

  [6] “杜字春(约公元前30-约后58年),东汉河南猴氏(近河南偃师南)人。曾传《周礼》,以授郑众、贾逞。所  注《周礼》,曾为郑玄采用,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周礼杜氏注》二卷。”(见《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P210,廖盖隆、罗竹风、范源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7]宋陈场《乐书•乐图论•雅部》卷122, P5-6.

  [8]"马融(公元79—166年),东汉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字季长。……博学宏通,生徒常有千余人,郑玄、卢植都出其门。……曾遍注《周易》、《尚书》、《毛诗》、《三礼》、《论语》、《孝经》,又兼注《老子》、《淮南子》。著作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爽《汉字堂丛书》都有辑录。(见《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p16-17。)

  [9]载《古今图书集成》第740册,《经济汇编•乐律典》卷122,笛部,p5,中华书影印。

  [10]载《旧唐书•吕才传》卷,p2719—2720,中华书局。

  [11]载《元史•礼乐志(五)》卷71,p1772。

  [12]载《元史•礼乐志(一)》卷67,p1683,明宋濂等撰辑,中华书局。

  [13]载《明史•乐志(一)》卷61,p1506,清张廷玉等撰辑,中华书局。

  [14]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严福昌、晓宗第主编,p201、p216、p219、p220、p222、p223、p235、p238、p239,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见《中国音乐文大系•江苏卷》,王子初主编,p288,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见《中国音乐文大系•河南卷》,赵世纲主编,p209,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15]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郑汝中、董玉祥主编,p255、p243、45,大象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16]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郑汝中、董玉祥主编,p255,大象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17]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郑汝中、董玉祥主编,p248,大象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18]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方建军主编,p131,大象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19]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方建军主编,p139、p163,大象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赵世纲主编,p147、75,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20]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江苏卷》,王子初主编,p304,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21]参见廖盖隆、罗竹风、范源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p417—418。

  [22]杨荫浏、阴法鲁合著:《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音乐出版社,1957年8月第1版。

  [23]何昌林在《福建南音源流试探》(1984)一文中,提出过这个推想。


                                                      ---袁静芳




                                       ---永恒转自《福建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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